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较之北魏则更加中国化、世俗化， 这时的造像有了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这时的造像受雍容华贵、富丽健美时尚的影响， 演变为体态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庄的风格， 精雕细刻， 毫无繁缛臃肿之感， 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

在艺术上， 唐代的圆刀法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 佛的面相圆润丰腴， 衣褶线条舒畅， 随着身体的曲线而起伏流畅；力士浑身肌肉突起， 充满了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飞天长裙曳地， 飘带飞扬， 凌空起舞。人物性格与形体优美， 被巧妙如实地表达出来， 造像艺术达到了更高的意境， 使人们能够透过艺术的感染力， 去赞赏、信服佛陀的伟大。

二

石窟艺术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 它的兴衰是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的。政治的需要， 时代的崇尚， 以及民族风俗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都给石窟艺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多数造像的兴废变迁都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式相适应的， 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 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造像大多都是秉承皇室的旨意开凿的， 造像活动的盛行与衰落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著名的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大型洞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这些洞窟中的造像不仅反映了北魏王朝的雕刻艺术水平及佛教艺术发展的过程， 而且是与北魏王朝当时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

《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初， 皇始中， 赵郡有沙门法果， 诚行精至， 开演法笈。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 绾慑僧徒。每与帝言， 多所惬允， 供施甚厚。”由此可见北魏统治者们对佛法的推崇和敬仰。在北魏的最高统治者的推崇下， 佛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文成帝时甚至有的佛像是效仿皇帝的形象来雕凿的， 《魏书·释老志》记载：“诏有司为石像， 令如帝身， 即成， 颜上足下， 各有黑石， 冥同帝体上下黑子。”雕刻出来的佛像的脸上脚下都镶嵌了黑石， 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相似。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是统治者们发愿造像和做功德比较集中的地方， 因此它的兴衰则与当时的政治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政治上对佛教艺术的强化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崇尚和爱好的结合， 形成了北魏时期独特的造像风格。进入唐代以后， 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对佛教的整治与利用， 佛教更加从属于政治， 唐朝皇室在这一时期的造像也是比较频繁的，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占所有造像的60%左右。这个时期的造像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唐太宗时期， 其子魏王李泰为博取“纯孝”的美名以争得唐太宗的欢心， 为其母文德长孙皇后做功德而续修了宾阳南洞。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龙门石窟的造像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鼎盛。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中， 有80%出自唐高宗和武则天当政期间， 众所周知的奉先寺、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惠暕洞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开凿的洞窟中， 出现了一批以弥勒佛为主佛的洞窟， 诸如千佛洞、惠暕洞、极南洞及摩崖三佛龛等。武则天为了给她做皇帝制造宗教神学预言， 利用佛教鸣锣开道， 她在龙门广造弥勒像， 把弥勒置于主佛的地位。《旧唐书·薛怀义传》中记载：武则天曾指使“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 陈符命， 言则天是弥勒下生， 作阎浮提 (指人世间) 主， 唐氏合微”。她大量刊印《大云经》, 诏命各寺院收藏一册， 并下令各州建大云寺一所， 让高僧“升高座宣讲”《大云经》, 在全国范围发起了夺取唐氏政权符合天意的舆论攻势。

她不遗余力推动弥勒信仰， 俨然以弥勒佛自居。这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为什么龙门石窟有大批以弥勒为主佛的洞窟的出现的原因。龙门石窟著名的奉先寺也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修建的， 完工于唐高宗上元二年 (公元675年) ， 东西长35米， 南北宽30米， 是唐代开凿的最为雄伟壮观的一个洞窟。

统治者们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龙门石窟的不少大型洞窟雕像都是把封建政权披上宗教的外衣。基于北魏和唐代统治者们的大力支持， 上自帝王显贵， 下至平民百姓， 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窟造像、广积功德， 龙门石窟才会如此规模宏大、璀璨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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