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还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书家，他将半生的颠簸遭遇及怀才不遇的胸中块垒转眼化成笔底的波澜，他把自己内心的不满，怨恨以及愤怒都通过手中的笔宣泄在了纸张上面，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写出狂草的前提是你正处于一种悲愤的情感中。张旭借助狂草的抒情特性将内心如潮涌动的情感抒发出来了。

狂草书艺术的强烈感染力具有其他书法无法取代的抒情优势，其没有丝毫功利性的纯艺术创作也是其他书体无法比拟的。

并且通过对张旭狂草的学习，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张旭的狂草并没有受到很多的约束，他的狂草书写是十分自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张旭的狂草并没有带上浓厚的功利性的原因。他常常借助酒和“情”相互激发，共同促成了似癫亦狂的忘我创作状态。唐玄宗曾下诏书称:李自的诗歌、裴妥的剑舞、张旭的草书是大唐的“三绝”。

尽管后人在研究张旭和怀素的狂草内容和风格时，将他们两个称作“颠张醉素”，但事实上，虽然他们的狂草表面上看起来都有那种狂放不羁，乃至癫狂的感觉，然而当我们仔细的研究和体会了他们的性格，生平，处世态度以及各自擅长的风格时，可以发现二者有天壤之别。张旭是“捐狂”的极致，怀素则是“张狂”的典型。

狂、捐的表现也是受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影响的不同结果。狂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猫者主要受道家思想影响。张旭也是这样一位高逸之士，他表现出来的“捐狂”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道家的美学精神在张旭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张旭在精神上摆脱了一切“物役”。处下位而不卑，他希望自己老了也不用为了生活奔波或者逐利官场，而是有着闲情逸致，将心思放在青山和白云之间。

所以张旭的每一次即兴发挥，都带着他的真情实感，带着他内心由衷地向往和体会，犹如伯牙操琴，奏出惮蜒之音，绝不是临源思水一跋而就。这种发挥既了需要长期艰苦地积累，又需要惊人的胆魄和过人的慧力。张旭是位性格豪迈癫逸之人，他借助酒神的力量，在醉书中将草书推向一个表现个人狂逸情感的高潮。

书法是适合表现内心生活的，是善于表现主观感受、心境、情绪的艺术。古人认为酒可以助兴，可以解散理智，帮助人放松，回到本真的自我。张旭借助酒将奔涌的感情寄予狂草的情形，很多文人诗歌里都有记载。

张旭的狂草是无可仿效、没有确定形式的。然而，这也并非完全是天才的迸发，而是建立在其长期对“法”的继承学习上。他的笔法除了得之于堂舅陆彦远，还曾请教过褚遂良，经历过一段苦思苦学的过程后，将师承之法与自然的感悟揉合起来，最后形成了醉书狂草时的挥洒自由而无碍于法，然皆入法的“至法”阶段。

张旭“不治他技，皓首穷草隶”，且能“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统”，张旭的狂草不是简单的追求表面上的华丽和丰满，而是一种自觉地展现规矩的运动，正如《论语·为政》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曾有人用同样的话评书圣王之。草书的难度正在十此，当然我们也可以直到这是一种狂草书写的极高境界。

尽管张旭的草书写得肆意狂放，但都是在规定之中的，他的草书作品不仅是境界很高，同时还寄托着自身的人生理想，这恰恰是中国书法内在本质的追求。在唐代狂草的天空中:张旭始终能驾驭着情感的千里马，且紧握着法度的缓绳，自由驰骋，不受羁勒，挥洒自如。

狂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怀素。与张旭相比较，怀素就是一位“狂者”。《论语.子路》说“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怀素的狂草风格同张旭的比较起来，风格可以说是大不相同，他的狂草更偏向于强烈情感的爆发，简单的来说就好像一种“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强烈思想感情在这风回电驰的线条中流泻出来。而怀素强烈情感的抒发也借助酒来实现。他借助酒将内心情感张狂呈于纸上，使自己在书法创作，达到精神和心灵的自由。

怀素是一位喜欢以草畅志的僧人，而他的这一习惯少不了酒的加持，很多时候怀素借助酒抒发自己的真情绪，喝了酒，在微醺的状态下，甚至于说就是轻微醉酒的状态下，他的情感有了一个饱满的宣泄，平时里遇见的种种，以及那些还未曾表露藏在心理的想法，都得到了释放，所以我们常说可以通过一个诗人写的东西来看出这个诗人的性情和个性。这里的醉酒状态是说轻度的，也就是创作者的意识大部分还是清醒的，只是较平时来说更加的感性，这样状态下完成的作品当然是肆意盎然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这种创作的方式在另一方面上还推动了书法审关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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