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概念需再解读。2011年颁布实施的非遗法让中国非遗走上了依法保护的道路，创造了许多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令缔约国刮目相看。而从理论审视，中国的非遗保护以履约实践为主基调，应该在移植、借鉴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超越。一是主体性原则需待充分彰显。表现为一些学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以及遗产主位观的缺失。遗产价值既应关注历史、科学等客位价值，亦不可忽略诸如价值观、信仰和情感等主位价值；二是分类体系需要完善。无论知识的构造体系还是分类谱系，还需有更严格的梳理、认识和甄别，并兼及那些与艺术无关的非遗项目与门类。特别是需将中华智慧确立为文化遗产体系的基准线，心智类、精神类、道类以及观念性、宗教性、表述性、伦理性、礼仪性类应及时纳入非遗的视野；三是真实性意涵有待进一步明晰。遗产的真实性并非局限于设计、工艺、材料和寿命等物理因素，同样存在于传统、精神和感觉等非物质因素。真实性的广角镜既照射客体（物遗和非遗），也照亮主体（传承主体和社区成员），并兼及环境因素。

　　《瞭望》：以非遗为例，加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还面临哪些挑战？

　　我认为中国的遗产体系仅就学科建设有三项基础性工作：

　　三是构建文化遗产学学科群。从文化遗产的本体特征和形态特性入手，区分物质体系和非物质体系，依托文学、艺术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传统学科，以强化遗产的本体和门类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遗产形态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时，学科群作为体系，学术层面既要向传统学科广泛采借，包括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以及统计学、访谈口述等方法，还要在此交叉地带实现接通，以体现体系的交叉与综合特性。■

　　王福州：非遗的原初概念由2003年《公约》所界定，其并未局限于物遗“突出的普遍价值”，而是基于群体的生活方式，涉及实践属性、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更为宽博的领域。2011年的非遗法最大限度地兼顾了中华文化的特性，围绕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将传统美术、医药、历法、传统体育和游艺等皆列入非遗保护范围，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一是学术体系建设。二十年来，非遗的实践探索走在了观察与理论思考的前面。非遗难以脱离文化遗产的框架，而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长期落后于保护实践，亟须从理论层面加以厘清与辨析。

　　移植借鉴不足以反映传统文化本质

　　非遗学依赖文化遗产学，二者皆以形态研究为根基。

　　二是优先厘清文化遗产体系。分类是体系化的关键，中国的博物理论曾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学科学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深度挖掘亦是现实之需。当下一项重要学术工作便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定位，从学术层面厘清其固有内涵；在此基础上对现有遗产类型进行梳理，借鉴国际上对遗产体系的类型划分，以物质和非物质属性进行统摄，根本厘清自然遗产、物遗、非遗、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体育游艺类遗产间的关系。

　　一是文化遗产学可尝试升级为学科门类。此为牵引，既适应现行管理体制，又可明晰未来发展路向。当务之急，推出几所有基础的高校或院所展开教学试点，内容包括有关文化遗产以及非遗的形态研究成果及相关基础理论课程。以此为起点，推广普及。

　　分类与人类的思维形态相关，因而主体性成为文化遗产分类的至高原则。师徒间手把手，通过话语、眼神或身体语言来传达，面对面的交流演示并非只是单纯的技艺模仿，一定有主观情感的介入。具体从形态研究切入，由单纯的保护研究向本体研究以及门类规律研究深化，从非遗的概念、定义和分类进行系统论证分析，这有赖于适时启动对现行非遗法的修订而获得系统解决。

　　2003年的《公约》是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产物，随着西方自身问题的不断暴露和欠发达国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对比反思，非西方文化早已不是陈腐或效率低下的代名词。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根据自己的非遗特点，提出“文化财”这个原创性的概念和范式，曾产生相当影响力。使得日本有机会向世界阐述有别于欧美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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