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苦的日子里，全体军民自力更生解决困难，有了《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挖野菜那个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干稻草那个软又黄，金丝被那个盖身上，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心里暖洋洋。穿草鞋那个背土枪，反围剿那个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第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队伍到井冈山，同年12月，彭德怀也率队伍来了，三军会合，震惊了国民党。

井冈山的红军队伍要壮大，需要很多战士。井冈山人民送子送郎当红军，翻开史实就知道，当时的宁冈县，才5万多人，但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居然有一万多人！人民纷纷进入赤卫队、暴动队、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级革命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井冈红歌”——《十送红军》，小调式旋律，歌词朴实，今天听起来真是深情婉转，里面讲的故事是井冈山人民送红军、送亲人当红军的故事，当时唱这歌的人，都是含着泪的。

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月，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诞生了。它本叫《抗日歌》，只是国民党禁言“抗日”才改的名。还有1934年《毕业歌》，还有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一出来，立即轰动，唱遍全国，它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现在成了国歌。“一二·九”爱国运动下的《救亡进行曲》，“西安事变”背景下的《松花江上》……这些歌就像匕首、像利剑一样。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红色经典音乐也有百年历程。每个事件、每一年、每一段史实、每一个历史时期，包括今天，几乎都有对应的红色歌曲。

每一首红色经典音乐，都曾闯入了艺术的“禁区”

读+：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有何鲜明艺术特点，是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一直延续的？

黄炜：一首红色音乐，要是能称得上是“经典”，就一定意味着“独创”，绝不是套用某种公式而来的。相反，它往往是闯入了艺术的“禁区”，绝对称得上“前卫”。

比如说《黄河大合唱》，郭沫若就曾说，它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全曲的创作技法很前卫，音乐素材大都采用中国民间的音调，配以西方的创作技法，真正实现了西洋技法民族化。今天我们把《黄河大合唱》翻译成Yellow River Cantata，什么是Cantata（康塔塔）？更贴切的翻译，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声乐题材，所以其实《黄河大合唱》准确来说是“交响大合唱”，它和普通合唱区别在于，它的几个乐章有一个贯穿的主题，这是西方的技法。词作者光未然学过一些音乐知识，一开始就按照欧洲“康塔塔”的形式进行歌词创作，搭起了“架子”，接下来，冼星海遵循了这个架构，进行再创新。

作为广东人，冼星海还借用了广东舞狮的节奏，借用了山西、陕北、河北等地民歌，像三部、四部轮唱中，为避免声部重复，每个声部巧妙插入民歌中常用的衬句“龙格龙格龙”作过门。第一乐章还采用黄河号子的音调辅以四部合唱的表现形式，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大合唱中用音乐诗朗诵作为独立的乐章，而且，还用中国传统乐器三弦伴奏等等，相当多前卫的尝试。

在三四十年代，这些绝对是独创的、新颖的，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我们以往对红色经典音乐的评价，很多是教育、历史意义方面的考量，但其实从美学、艺术上去看，技法上也是相当出色的。

读+：在早期的红色艺术创作上为什么就能那么“前卫”？

黄炜：“前卫”有时代因素。100多年前，学堂乐歌活动兴起，西学东渐风潮正盛，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代表人物，影响了像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麦新等一批音乐人。

这些人就想冲破过去的音乐传统，建立新的音乐观念，思路是吸收欧洲专业音乐手段，创作出具有本国特点的新型的民族音乐，发展出中国新的音乐观。在后来1941年冼星海改写的《黄河大合唱》的《序曲》中，能从交响音画的写法、乐器的使用上，轻易看到印象派的痕迹。

共产党人是先锋队，思想上就是很先锋的。冼星海在巴黎学习小提琴长达6年，他早期的作品《风》（三重奏）也受到欧洲的影响。大量文艺青年及爱好音乐的青年人，他们奔赴延安，聚在一起，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创办了多所大学，其中就包括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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