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革命音乐工作者，是一批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开阔思想的中国音乐家。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与大胆尝试，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

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首红色经典，几乎都有“鲁艺”的气质

读+：“鲁艺”做了哪些创造？

黄炜：“鲁艺”相当新潮，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鲁艺”的师生一直在研究民间音乐。当时“鲁艺”音乐系教师吕骥倡导，成立个“民歌研究会”，后来改名叫“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专门搜集民歌，整理研究。这个决定很了不起，创造新形式，也要学习民族传统。

后来，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给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鲁艺”的视野，从收集整理民歌扩展到说唱、戏曲，创作从歌曲延伸到秧歌剧、歌剧。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尽力创作了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的新音乐。

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经典歌曲都是易学易唱的，是接地气的，是群众参与强的。加入号子、田歌、小调、多声部民歌、儿歌、摇儿歌、风俗歌、秧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等，加以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语言、方言、音调。这非常不容易，等于是让音乐家们向底层民众普及新音乐，开创了中国化新音乐的创作道路。

《白毛女》就是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成功体现，这一“新歌剧”就是“鲁艺”创造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影响了中国剧坛半个多世纪。延安也相继产生了30多部大型的大合唱作品，这些大合唱创作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传统也继承下来，甚至形成了延安“鲁艺”音乐文化，奠定了我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现在回过头看，“鲁艺”为新中国的音乐创作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首红色经典，几乎都有“鲁艺”的气质。

红色经典音乐有着超时空经典性

读+：您如何看待国外的红色音乐？

黄炜：红歌最初是服务时代需要的，这种音乐文化，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像法国的《马赛曲》《国际歌》，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哈萨克骑兵之歌》等歌曲，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定会大量涌现，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前苏联红色歌曲和南斯拉夫革命音乐曾在我们国家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儿开》《深深的海洋》《啊,朋友,再见》等，那时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能唱上几句。最著名的是《国际歌》，它本是法国的，后来还曾是苏联国歌。可见红歌照样有普适性。

读+：这些红色经典，触及的情感共鸣是什么？

黄炜：因为红色经典音乐的内在动力是“爱国主义”，这是长盛不衰的，这是百姓永不变的情结。

别说是跨文化传播了，只要有“爱国主义”这条线，就算是跨时空传承也极有可能。像我国古代民谣歌赋，屈原的《离骚》《九章》《天问》，岳飞的《满江红》，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都是爱国情感的流露，所以能光照青史。

【创造新形式】

提到红色音乐，不得不提到1923年瞿秋白创作的《赤潮曲》，它是我国最早的原创性工农革命歌曲之一。

音调素材取材于昆曲曲牌新水令，中国传统昆曲《单刀会》中的关羽过江时，还有《夜奔》中的林冲的唱段，都用过此曲牌。瞿秋白为了适应一般广大群众的音域，将曲调作了一些改变。

他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作出了创新。瞿秋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虽曾得到苏联革命歌曲的熏陶，但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为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他有意识地运用中国传统音调进行歌曲创作，虽然作品还不成熟，但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正是后来红色音乐创作的一种方向。

后来，《东方红》《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梅赞》等一系列传唱甚远的红色经典，它们之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在于它们创造新形式，也学习民族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色经典音乐的顽强生命力，就在于一批批革命音乐工作者具有创新精神、开阔思想，他们守住不变的民族精神、高水准的艺术含量、高尚的革命精神，在此“守正”之上大胆尝试，创作出一批批杰作，共同汇入了百年党史中，成为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1/0525/15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