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股“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码洋”风，且不论这“票房”、“收视率”、“码洋”的统计是否科学和准确，这种不讲“服务群众”、不讲“教育引导群众”，只讲“满足需求”、不讲“提高素养”的主张和实践，其理论根源便是否认了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而把文艺这种人类的精神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了。这种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价值导向”的倾向，为文艺创作的盲目西化、过度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为了匡正这种偏向，我们应该坚持文艺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当不能统一时，要用政策和舆论去扶持那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一时并不好的优秀作品。切勿再为那些社会效益并不好、经济效益好的作品鸣锣开道。这样，文艺才能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

我们是礼乐之邦，“礼”之后就是“乐”，音乐对民族的精神熏陶太重要了。我虽然不是研究音乐的，但是结交了曾教授这样的音乐界的学者之后，多少也有了点提升，知道乐的重要。《音乐传播》是很重要的阵地。我衷心地祝愿我们《音乐传播》要在总书记讲话的指引下，坚守好这块阵地，提倡、呼吁、引领传播人民所需求的健康向上的音乐，传播推动人民音乐事业持续健康繁荣的音乐理论。

本刊记者：仲院长，当前在全国高校艺术理论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中，我们怎么样来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怎么样来用科学的艺术思想来引领社会？

仲呈祥院长：我历来说，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总书记要求我们阵地不能丢。如果高等学校都不能发出科学的声音，那么民族的悲剧就要再演了。所以高等学校应该坚守住这块阵地，对民族的音乐发出科学的声音。要坚持“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应该是从实践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艺术不“化人养心”，变成“化钱养眼”，甚至于变成“化钱花眼”的东西，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音乐学本身有它的规律。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在音乐学理论以及音乐美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以于润洋先生等为代表的这批老专家尊重不够，作用也发挥不够，而对于其他一些音乐表演领域的，大家捧得过高——当然他们也卓有成效，也有功劳，但我总觉得还是要更重视音乐理论的建设。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要高度地重视理论思维。我们由于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的教训太多了。

本刊记者：请问仲院长，习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艺术传承原则，您觉得这个原则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艺术发展史中最根本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仲呈祥院长：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经典语言，我们讲不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他说的非常精辟。“古为今用”讲的是对传统的态度，“洋为中用”讲的是对外域的态度、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讲的是兼容整合，讲得多好啊。实际上这个话，化成费孝通的话是一个意思——“各美其美”就是“古为今用”，“美人自美”就是“洋为中用”，对不对？然后费先生说的“美美与共”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嘛。讲得也非常精辟。每一个大家都有每一个大家不同的表述方法。总书记重引毛主席的话，说明毛主席的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话跟

毛主席这个话，充满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古为今用”贯穿了一种历史主义、唯物主义在里面，“洋为中用”是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完全是一种辩证思维。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都是只说一半。创作源于生活，就只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我想请问一句，光“贴近”就行啦？不行嘛。毛泽东当年是讲两面，他说得很清楚——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他是回答萧军的。萧军当时跟毛主席“叫板”，说——“唯一的”这个说法不对，有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源泉，比如说西方经典——他的论据是说，巴金写《家》是参考了西方经典的。毛泽东回答说：那是“流”，而不是“源”，如果硬是要那样说，也是西方艺术家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的“源”而创作出来的“流”——说得多好。毛泽东后面又讲了，文艺作品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一口气讲了六个“更”。现在有些人怎么不讲后半句呢？后半句没有了，光“贴近”就行了？我打个比方，寄封信，我贴个邮票，贴得够紧了吧？我丢在水里一泡，两张皮——“贴近”，但还没有深入。毛泽东当年讲的是作家、艺术家要把立足点转移到人民大众里面，成为人民大众当中的一员，不是“贴近”的问题，要脱胎换骨。王国维也是讲两面啊，他既讲“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又讲“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为什么只讲一面啊？同样的道理，面对市场，如果我们只讲一面——“充分发挥市场对于文化生产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就这一句话。请问，没有负面作用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得很清楚，“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后他说，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赚钱。马克思还说过，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他不仅需要经济地把握世界，还需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而艺术地把握世界，最佳境界只有一个——“超功利”。不管是黑格尔还是毕达哥拉斯，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宗白华、朱光潜，都承认它。所以《资本论》里的结论来了，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一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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