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世贞的六朝古画的收藏品中，只有一件题名为史道硕的《八骏图》。他写有《晋史道硕八骏图记》[3]，在考辨过程中，他提到了谢赫的《画品》、李嗣真的《续画品》、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北宋的《宣和画谱》。这些书正是王世贞所刊刻出版的绘画丛书《王氏画苑》的主要古籍。王世贞并不认为它是史道硕的亲笔，并说：“今此卷无贞观小印，当是人间摹本”。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是否见过其他六朝画家的古画摹本，我们无法知道。

项元汴收藏过的东晋和南古画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大英博物馆藏)[4]张僧繇的《云山红树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项元汴在鉴定上的主要依据我们无法知道。项元汴与当时的书画收藏家华夏、文征明和文嘉父子、汪继美和汪石可玉父子、陈继儒、李日华、董其昌都有密切的交往[5]。项元汴把明代后期的鉴藏家评论了一番，根本否定了王世贞兄弟和顾从义兄弟的鉴定能力。他认为最好的鉴定家是詹景凤和他本人[6]。

詹景凤所能看到的东晋和南朝古画摹本是当时的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他在《东图玄览编》里多次提到韩世能的藏品。根据现有的资料，韩世能家收藏的古画摹本有：曹弗兴《兵符图》，顾恺之《洛神图》、《射雉图》、《右军家园景》，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图》。

詹景风在韩世能家见到过顾恺之的《洛神赋图》[7]和曹不兴《山水》一轴，他还与郭亨之一起见过长安古董商手里的另一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的摹本。从詹景凤的题跋上看，他似乎还见过王世贞收藏的史道硕的《八骏图》。詹景风在刘宫保(子大)家见到题为张僧繇的《观碑图》。并在《东图玄览编》卷一里提到一幅题名为顾恺之的《谢太傅东山》。詹景凤所具有的鉴定标准，看来是凭借绘画的笔法，在鉴定长安古董商手里的《洛神赋图》时，他依据“布置沙汀、树石、卉草，似唐以前法，而非五代北宋人手指，但石皴纯用刮铁，又似北宋人，”断定“予以为非北宋人摹唐人本，即江都王绪之流粉本。”而且，詹景凤在题跋里提到“春蚕吐丝”，这是元代的汤厘描述顾恺之时所用的词。无疑，“春蚕吐丝”这个描述对日后的安岐有一定的影响。安岐在著录《女史箴图》时同样使用了“春蚕吐丝”这个词。

何良俊、张丑都曾见过所谓顾恺之的《列女图》；韩世能、詹景凤、董其昌、张丑、汪珂玉都曾见过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严嵩(1480—1567年)和严世蕃(?一1565年)父子、顾从义、项元汴曾先后收藏过《女史箴图》，此图也曾经文嘉和董其昌过目。这三卷由宋代鉴藏家所建立的与东晋顾恺之相关的作品，实际上是三个卷轴画的“顾恺之”，或者说是三个收藏品的“顾恺之”。

尽管这一地区的鉴藏家具有相当的文化权力，但他们对构筑人物画的正统序列并没有新的贡献。很显然，人物画的正统序列在唐宋之际业已完成。而且这个正统序列在明代也只能是文字性的。明代的鉴藏家不断地复述这个由唐宋的书画史家和书画品评家已经建构好了的现成的知识。在明代鉴藏家的题跋中经常提到晋唐的书画“世不多见”。留给他们的任务也仅仅是利用早期画学文字的简要描述来“鉴定”六朝古画。

他们普遍不习惯于利用文献进行绘画题材的考辨工作。尽管《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是明代后期的鉴定家最容易读到的画学文献，但是没有一位鉴藏家对顾恺之是否画过《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传》提出明确的质疑。即使是博学的董其昌也没有出色的表现。只是到了清代有考据癖的孙星衍那里，才明确质疑《列女传仁智图》与顾恺之的联系。

孙说：“见口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唇知识的生成与作用《贞观公私画史》及《列代名画记》，独不著录顾虎头画。”[8]以藏品的方式流动的知识在鉴藏家当中更容易产生影响。藏品上的历代鉴藏家的题跋和印鉴浓缩了部分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明代后期的鉴藏家对顾恺之是否画过《女史箴图》、《列女传仁智图》和《洛神赋图》并不清楚。

从现存的文献看，顾恺之可能画过《列女传图》。理由有三：第一，刘向的《列女传》可以说是历史上流传最久的题材之一。从东汉一直到明清。同时这一题材在六朝由很多画家来画。第二，顾恺之赞美过卫协画的七佛和大列女“伟而又情势”[9]。第三，《历代名画记》记录顾恺之画过《阿谷处女图》，《阿谷处女》的内容源于刘向《列女传·辩通传》，标题为“阿谷处女”，与原标题完全相同。除了顾恺之外，史道硕、戴逵也画过《阿谷处女图》。实际上它属于《列女辩通图》的一部分，谢稚、濮道兴都画过《列女辩通图》。列女题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治和社会的长期适用性。皇权与男权理念所设计的“女德”与“女教”不仅流行于汉魏六朝，也流行于宋明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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