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曾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教授、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等职。1916年起，先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名校讲学。1920年起六次来华，曾在末代皇帝溥仪陪同下拍摄故宫，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代表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雕塑》(1925)、《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中国绘画史》(1929-1930)、《中国园林》(1949)等。

喜仁龙1879年4月出生，年轻时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主修艺术史，后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接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意大利艺术史的权威，此时他看到了关于罗汉的绘画，被中国艺术深深吸引。

1922年，一个闷热的夏天，喜仁龙通过庄士敦进入溥仪居住的紫禁城内廷。他在末代皇帝溥仪的陪同下，参观并拍摄了这座曾经金碧辉煌、此时却透着颓败气息的宫殿。尽管宫殿因无人养护而杂草丛生，但气势恢宏的格局、雕梁画栋的楼宇，以及精巧唯美的艺术珍玩，还是让喜龙仁深受震撼。同样让他心醉不已的，还有围绕皇宫而建的雉堞连绵高耸入云的城墙和城门，以及“三海”宫殿、夏宫等皇家园林，他用镜头和文字悉心捕捉这些壮丽的景观，并将其呈现给西方读者。

喜仁龙年轻时是文学和美学的痴迷者，并且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文人画的理想境界是诗与画的结合，一幅好的画作里面一定有诗的存在。照相机之于喜仁龙正如笔之于诗人画家，他的摄影和文章中都充满诗情画意。正如喜仁龙的传记作者米娜·托玛指出的那样，喜仁龙拍摄的大部分照片如同绘画。对于喜仁龙来说，他内心深处的诗人和艺术史学家在有意识地努力使他拍摄的照片如画，或者说，使得自己的摄影作品美如绘画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根据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理论，最好的艺术杰作是那些看起来不见努力痕迹的很自然的作品。喜仁龙的照片有时使我们觉得是毫不费力地按快门的摄影。但是在喜仁龙那个时代，快门照相还没有出现，照相相当耗时耗力。喜仁龙是个完美主义者。在1930年对喜仁龙的采访中，就有关于他摄影过程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喜仁龙往往会为一幅照片耗费很多心血。

一位不高不矮的中年优雅男子，穿着熨烫平整的棕色或者黑色西服，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测量工具，常常出现在北平某一座巨大城门上或者紫禁城一个角落的阴影里。他等待阴影到达恰当的地点、足以唤醒创造了这些伟大的纪念性建筑的中国艺术精神时，就在那个时刻，喜仁龙博士按动相机。这样，全世界就可以通过照片分享一部分北京之美。有时他对摄影环境不满意，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直到光影和色彩的互动能够以最清晰的形式传达出最初的建筑师、雕塑家、画家或者艺术家的思想讯息。

他被北京的城墙、园林、宫殿、寺庙深深打动，宁愿放弃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职位来探索中国艺术。他在中国流连忘返，一再推迟归期，并且告诉斯德哥尔摩大学，如果不能够延长他的假期，他情愿放弃教授职位。

仁龙拍摄的那些中国古城墙和园林，如今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幸亏有喜仁龙当年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拍摄的照片，我们才得以从中一窥旧时风貌。那些雅致的古城墙和古园林也得以永远存活在喜仁龙的照片中，为此我们不能不对喜仁龙心怀感激。

▲ 北京月坛

▲ 北京先蚕坛

▲ 北京中央公园新修缮的社稷坛

▲ 北京外城南部的城墙和护城河

▲ 北京内城东部的城墙外景

▲ 北京阜成门外城楼

▲ 北京阜成门外景

▲ 北京永定门全景

▲ 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0812/5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