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品的“结构”，艾柯认为它是一种骨骼化的关系体系，在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演绎情况中才能得以展开⑧。也即作品结构，是一个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由具体演绎所构建的关系体系，它涉及多个层面，如“语义的、句法的、生理的、情感的层次，另外还有主题的层次和思想意识的内容的层次、结构关系的层次和接收者的结构回应的层次等等”⑨。所以，在具体的历史、演绎情境中，作品结构的生产与流动，包含在了艺术作品的形式、演绎者、接收者及艺术品消费者在内的关系总和之中，具有极强的流变特征与不确定性。如偶然音乐（Aleatory Music），作品在历史中的每一次实际演绎都能确定不同的作品结构；结构的每一次具体展现，都有赖于演绎关系的历史性建立。开放作品的“模式”，正是在作品形式与结构的开放性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推论，“模式”（形式、结构的构成类型）的变化也隐喻了不同时代认识的变迁。在明确这一观点后，我们就能从其理念出发，在音乐作品形式、结构的构成中延伸解析这一命题。

三、音乐作品模式作为认识论的隐喻

艾柯这一文艺观点虽然独特，但其诞生绝非偶然，在西方历史中有其悠久的传统。如开普勒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对“音乐——宇宙”关系思考的传统，并将其推向了高峰。在《世界的和谐》中，开普勒为证实宇宙所展现出来的整体和谐性，将天文、占星、几何与音乐结合进行综合论证。其中第五卷受到托勒密《和声学》（Harmonica）的启发，运用当时音乐的规则与秩序，描述了天体之间的运动规律，并认为“所有六颗行星的普遍和谐比例可以像普通的四声部对位那样存在”⑩。于是，在开普勒看来，天体运动是一首永恒且静默的“复调”。

在这样的观念积淀下，艾柯难免受其影响，将音乐作品模式与科学、哲学的认识相关联。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作品》中，其中包括：运用心理学对“感知含糊性”（perceptive ambiguities）的探讨，来论述作品体验的多重可能；运用演绎的“不一惯性”（Discontinuity），来探讨音乐作品在演绎中的开放性；运用约翰·凯奇的“禅”性音乐创作,来揭示东方哲学中的“空寂”“机遇”“偶然”“顿悟”及非逻辑思维。这些对音乐艺术传达认识论隐喻的分析，零散地穿插在艾柯的行文之中，从侧面展现出他的音乐艺术观。其中，将音乐作品模式与物理学认识进行关联的论述十分独到，在此笔者对其做着重的解析。

（一）音乐作品模式作为信息“熵变”的隐喻

熵（Entropie）来自物理学科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表示封闭系统中微观粒子的复杂程度。克劳修斯()在提出该理论后，很多物理学家、数学家、理论学者都相继对其进行了公式化的演算与理论化的延伸，使其具备了更为广泛的统计学和抽象理论意义。如物理学家波尔兹曼（Ludwig Edward Boltzmann）用公式S=klnW阐述了他对“熵”的认识。即在同一系统中，微观粒子层面的W值（随机状态数）越大，宏观层面的S（熵值）也会增加。这一公式描述了系统中微观粒子的无序程度，当微观粒子可能的状态数越多，它的熵值也就会越大。所以，如果将“熵”的概念从物理学中抽象并移植出来，可用于度量不同系统的“秩序化”程度。当熵与信息论结合后，就产生了“信息熵”，这一概念被香农（）用于表示信息的量化程度。如在具体通信中，其“信息熵”越高，其使用价值可能就越低，因为信息意义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得通信变得无效，而反之信息熵越小，消息的传达就更为确定和有效。如我们在阅读新闻时，为避免引起误解，要求更精确的表达，所以通常被要求减少“信息熵”，但是诗歌的表达却与之相反。所以，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论述信息时认为：“信息损失的过程与熵增加的过程十分相似。”?

1.音乐作品信息“超量”之“熵负”隐喻

艾柯认为，在音乐作品中，为了完善调性的控制感，建立乐音的秩序，存在着很多类似于信息发送中的“超量（Redundancy冗余）”现象，而这一现象就是信息的“熵负”（Negative entropy）隐喻。在通信过程中，制造信息超量的目的在于让一段信息在传递中因通信条件和噪声而受到的干扰更少，减少信息耗损带来的信息“熵增”，从而让信息更具完整和确定性的意义。艾柯认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超量是由句法规则、拼写规则和语法规则构成的整体来保障的。”?从而，超量的形式由很多种，如信息中语意的超量，“下星期三来我家做客，也就是15号”后面这一句是补充，是意义的超量。在通信条件不佳的情况下，这类信息的超量有时能够起到对丢失信息的补充以及引发联想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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