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深圳博物馆为响应文博事业发展新号召，制定了馆藏文物系列研究的基本规划，希望用最学术的态度对馆藏青铜器、书画以及陶瓷文物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出版系列学术图录。

二、围绕展览策划举办学术活动

鉴于馆藏文物相对薄弱，我馆积极策划内容丰富多样的临时展览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与影响力。围绕古代艺术临展策划学术活动，举办具有高质量与学术水准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我馆科研活动的重要形式，也形成了我馆策展特色与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围绕展览，我馆研究人员在国内《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荣宝斋》《艺术品》《收藏》以及《文汇学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宣传文章。

古陶瓷策展与研究是深圳博物馆一大特色，也是深圳文博界的一大研究优势，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刘涛、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研究员与我馆郭学雷副馆长在古陶瓷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在全国古陶瓷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0年以来先后围绕相关专题展览举办了“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宋代窖藏学术研讨会”“中西陶瓷贸易与外销瓷艺术学术研讨会”等多场重要的陶瓷学术活动，邀请了海内外古陶瓷研究及其相关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参会。包括故宫博物院耿宝昌，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蔡枚芬、廖宝秀、余佩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教授、许晓东教授，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出川哲朗、小林仁研究员以及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等多次来深参会；尤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新园先生在学术上给予诸多支持，这些学者与相关展览，奠定了深圳博物馆在国际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广泛影响力。兹简要介绍深圳博物馆研究团队在两次古陶瓷会议的学术成果。

2010年1月，深圳博物馆围绕“精彩·中国——公元12-13世纪彩瓷的辉煌展”，举办大规模的“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精彩——金元红绿彩瓷器中的神祇与世相》[9]，收录郭学雷《从红绿彩瓷器看金代宗教与社会生活》、扬之水《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人物塑像丛考》、刘涛《金元红绿彩寒山拾得像小识》等论文，具有高度学术水准（图三：1）。这是文博陶瓷考古学界首次利用民间重要收藏，展示并研究金元红绿彩陶瓷，具有开创性意义。郭学雷全面总结分析了金代红绿彩瓷器与世俗生活、宗教信仰、书法诗词、节庆习俗、儒学教育、戏曲杂剧、服饰风尚、花鸟人物绘画等诸多方面的联系，为研究红绿彩陶瓷的文化艺术价值做了全方位的学术考察。此后，深圳博物馆编《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图三：2），收录郭学雷《红绿彩瓷创烧年代再认识》与笔者《庄严的活泼：红绿彩塑像与近代佛教信仰探微》两篇论文，分别重点探究了红绿彩瓷的年代分期以及红绿彩佛教瓷塑类题材的文化特点，并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文物认知误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会议相关成果可参见笔者《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11]。此外，王晓春《浓妆淡笔两相宜——金代红绿彩瓷塑艺术管窥》[12]又从美学角度补充了红绿彩瓷塑方面的艺术考察。

继金元红绿彩瓷展览及研究之后，在刘新园先生的学术指导和帮助下，深圳博物馆于2012年又推出了另一个重量级古陶瓷展览及研讨会，即“融汇释儒 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与“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精品展”。围绕展览举办“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图四），出版《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13]（图五）。图录中收录郭学雷《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考实：兼论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的影响》与笔者《南宋吉州窑装饰与禅宗关系考释：也谈青原山与永和镇的禅宗传播》两篇论文。前者详细考察了南宋吉州窑丰富的装饰纹样的文化内涵，指出吉州窑在以禅宗和儒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庐陵文化熏染下，具有浓郁的文人气韵和禅趣，加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世俗文化的浸染，使得吉州窑从各类工艺中获取创新灵感，成为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最富创造力和装饰题材最丰富的民间窑场；后者着重考察吉州窑生产地永和镇以及吉州本地的禅宗发展，并补充论述吉州窑与禅宗文化之关系。此书也成为研究吉州窑的必读著作，备受古陶瓷研究者赞誉。又编辑《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14]，其中郭学雷《元代吉州窑的新探索》全面探讨了原来面貌并不清晰的元代吉州窑，认为元代是吉州窑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并对其年代、装饰纹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丰富了对元代吉州窑的认知。另外，笔者《禅趣·文艺：吉州窑陶瓷与宋元佛教及诗词之关系补证》等论文，利用考古图像、传统文献、古代文学以及佛教历史与艺术多元材料，充分发挥了学科优势，对吉州窑与南宋禅宗及文学艺术之关系展开探讨，尤其是瓷枕与文人消夏及诗词关系的探讨，开拓了古陶瓷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视野，弥补了古陶瓷研究的不足，提升了宋金古陶瓷的审美与趣味。喻珊《试论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的流布》[15]，重点考察北宋、南宋以及元代三个吉州窑发展的重要时期的销售地域特点，对了解吉州窑地域分布与陶瓷贸易极有帮助。此外，为配合黑釉展览，郭学雷撰写论文《对中国古代黑釉瓷若干问题的探索》[16]（图六），对诸如黑釉瓷的早期历史、唐宋黑釉瓷的特点及成就、西夏黑釉瓷的工艺来源以及山西黑釉剔花瓷等诸多重要问题做了全新的考察。由此可见，通过这次吉州窑与黑釉展览，深圳博物馆取得了诸多影响古陶瓷研究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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