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是近年我馆致力开拓的又一领域，系列展览形成了深圳博物馆的一大特色，包括青州龙兴寺、曲阳修德寺、四川万佛寺、陕西法门寺、朝阳北塔等出土佛教文物以及西藏、青海藏传佛教文物等十余场佛教艺术展。围绕展览，开展了系列学术研究，如笔者《玉石梵像：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北朝隋唐佛教造像之考察》[17]，梳理了曲阳白石造像的一些重要历史与艺术问题。更多重要成果将陆续发表，诸多图录也将于近期出版。2017年4月，围绕“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举办了“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图七），邀请了国内最权威的汉藏佛教艺术研究者如清华大学尚刚教授、沈卫荣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浙江大学谢继胜教授等知名专家来深研讨，使学界获得诸多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新认识和新视野。出版学术含量丰富的《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图录（图八），其中收录的郭学雷《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一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图像学等相关材料，对明清宫廷生活中高足碗、杯具体的用途及使用细节等做了详细考察，为了解西藏博物馆与寺院中存世的大量高足杯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中古文明与中西文化交流是深圳博物馆学术研究较为关注的领域，同时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文博学术研究。2016年8月，深圳博物馆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协办“孝治天下：古代孝道文化与图像艺术学术研讨会”。有日本佛教大学汉学家黑田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以及深圳本地诸多文博学者参与。2017年8月，深圳博物馆联合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北朝文物考古与美术研究学术座谈会”（图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超研究员、李裕群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学者张庆捷教授、北京大学韦正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中山大学姚崇新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来深参会；深圳本土学者方面刘涛调研员、任志录研究员、郭学雷研究员等亦参与其中。今后，我馆将继续利用非国有博物馆或民间重要收藏资源，举办相关学术展览与研讨会，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与引导审美的责任。

此外，关于博物馆展览策划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如王晓春《民国时期博物馆陈列之考察》《图像证史——以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艺术为例》[18]，以及蔡明《深圳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展”的创作思路与结构体系》[19]和《稽古维新——铜器在宋代的新生》[20]，都是从自身工作出发的颇具新颖观点的展览思考。

三、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开展学术研究

馆藏文物与临时展览文物研究是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工作的两个基本面。除此之外，研究人员根据各自的学术基础与条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辛勤耕耘，活跃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积极参与海内外重要的文博、艺术以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在诸多文博学术与交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

中国陶瓷研究是深圳博物馆在全国文博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领域。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研究员是中国陶瓷研究的重要学者，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的学科素养与辛勤的学术耕耘，近年来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海内外古陶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此前，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明瓷聚真：山西民间藏瓷精粹》两本著作已为陶瓷学界所熟知。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古陶瓷研究方面，关于汝窑、钧窑、潮州窑以及元青花等诸多方面都有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郭学雷《保定元代窖藏主人及相关问题的探索》[21]（图十）一文通过细致的文献与文物材料推断，保定窖藏主人为元末重臣月鲁不花，并进一步推断保定窖藏瓷器及明初功臣墓出土元青花梅瓶、大罐等均属浮梁瓷局为元顺帝烧制的赐赉瓷，其观点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此后郭学雷参加故宫博物院国际汝窑学术研讨会（图十一），发表《汝窑研究两题》，阐述对汝窑器物用途等相关问题诸多新的发现。郭学雷又延续深圳2006年官钧学术研讨会的研究，发表《钧瓷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梳理了金代钧瓷起源与汝窑之关系，并认为钧瓷最早创烧于金世宗大定年间，世宗、章宗时期是金代钧瓷的鼎盛时期，首次详细阐明其于蒙古灭金后一度停烧，忽必烈时代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又趋于衰落的情况；而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官钧”其实都是典型明代永宣及成化年间产品，且多为宫廷花器，配套组合使用[22]（图七）。其后从窑址考古、图像以及文献资料等多元视角，首次系统地考证明代官钧瓷器作为菖蒲种植花器的历史与审美[23]（图十二）。在官钧瓷器的年代及用途问题上，深圳文博团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信今后将为古陶瓷学界所认可。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qikandaodu/2020/0911/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