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26]收录于韩国国立博物馆编：《新安海底文化财调查报告丛书3——黑釉瓷》2018年版。

[27]《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

[28]《中华书画家》2016年5月。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30]《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

深圳博物馆是一座年轻的综合性博物馆，自1981年成立至今近四十年。通过多方面的文物征集，形成了以深圳改革开放、深圳历史民俗、自然历史以及中国古代艺术等为核心的四大专业收藏，同时也在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排头兵，深圳一方面努力探索改革之路，同时也不忘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圳博物馆的多元发展就彰显了这样的探索之路。深圳博物馆在古代文物收藏与研究方面起步较晚，收藏也无法与“北上广”以及内地诸多文物大省比肩，但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馆建立起了先秦金石文物、明清以及近现代书画、古陶瓷等颇具特色的文物系列收藏。尤其是2008年新馆开馆以来，深圳博物馆通过大量引进人才，与海内外重要博物馆合作举办重要文物艺术展览，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古代艺术研究专业人员与策展人，在全国博物馆中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主要就近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博物馆的古代艺术文物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梳理。图一《深圳文博论丛》2011年版图二 《考古》2013年第6期图三：1 红绿彩展览图录图三：2 红绿彩学术论文集图四 中国古代黑釉瓷器暨吉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图五吉州窑展览图录图六 黑釉展览图录图七 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图八 藏传佛教艺术图录图九 北朝文物考古与美术研究学术座谈会一、利用馆藏文物展开基础研究自1988年深圳博物馆正式开馆以来，深圳文博学术研究事业快速发展。2001年开始创办《深圳文博论丛》，致力于深圳地区考古、历史与馆藏古代文物研究。围绕馆藏青铜器、书画以及古陶瓷等相关文物，研究人员的成果十分值得注意。馆藏历代青铜文物颇具特色，包括先秦礼器、汉唐铜镜、明清佛像以及历代钱币等，其中不少值得深入研究。深圳博物馆藏铜牛车是极为特殊的一件文物。1993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精选全国100件文物举办展览，当时从深圳博物馆借展两件：一件是深圳本地出土的东汉“九九乘法”砖，一件是1992年由深圳沙头角公安分局缉私移交的北朝铜牛车。这一类型的铜牛车目前仅发现两件，另一件现藏山西博物院，却又都不是考古出土所得。此前一直将这两件牛车视为北朝文物，乔文杰围绕此件文物撰写《深圳博物馆馆藏铜牛车考》[1]（图一），运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从造型、结构、纹饰以及风格等多方面分析，将此牛车定为初唐文物，值得研究参考。铜权是古代度量衡相关的重要文物之一，蔡明著《深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及相关问题探讨》[2]一文以馆藏一件元代“保定路”铜权为切入点，揭示出“保定路”铜权为元代铜权中的一种特殊铜权，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发表《元代铜权的初步研究》[3]（图二），分析了元代“保定路”铜权的特点，继而对元代有铭文铜权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系统研究。可初步认定从元代早期（中统到大德年间）至元代晚期（至大到至正年间），铜权存在数量减少、重量递减的趋势，铭文体例也发生变化。此文是我馆近年首次在《考古》这一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外，蔡明《深圳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赏析》[4]以及黄诗金《深圳博物馆藏小型青铜器》[5]等，都是对馆藏青铜器的有益梳理与研究。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是近现代著名学者，收藏甚丰，其家属捐赠商氏收藏明清及近现代书画、印章等相关文物构成我馆重要藏品之一部分。围绕这批馆藏，相关研究人员此前已取得诸多成果。《书法丛刊》2004年曾以此为基础刊发了馆藏书法作品专刊。利用馆藏商氏相关文物，王晓春撰写《纪念商衍瀛、商衍鎏二先生》[6]一文，公布了一些重要馆藏商氏家族文物。又王晓春《吴大澂〈猫石牡丹图〉考释》[7]详细考证了馆藏吴大澂与顾麟士合作绘画的重要价值。王晓春《醉墨淋漓出天然——论宋湘的书法艺术》[8]一文对清代成就斐然的岭南书法家宋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黄诗金主编《契斋藏印：深圳博物馆藏商承祚家属捐赠印章集》近期即将出版。此书是深圳博物馆藏明清名人印章的一次学术性梳理，将为研究明清印章、商承祚教授收藏及其金石之学提供诸多重要资料。此外，深圳博物馆为响应文博事业发展新号召，制定了馆藏文物系列研究的基本规划，希望用最学术的态度对馆藏青铜器、书画以及陶瓷文物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出版系列学术图录。二、围绕展览策划举办学术活动鉴于馆藏文物相对薄弱，我馆积极策划内容丰富多样的临时展览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与影响力。围绕古代艺术临展策划学术活动，举办具有高质量与学术水准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我馆科研活动的重要形式，也形成了我馆策展特色与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围绕展览，我馆研究人员在国内《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荣宝斋》《艺术品》《收藏》以及《文汇学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宣传文章。古陶瓷策展与研究是深圳博物馆一大特色，也是深圳文博界的一大研究优势，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刘涛、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研究员与我馆郭学雷副馆长在古陶瓷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在全国古陶瓷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0年以来先后围绕相关专题展览举办了“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宋代窖藏学术研讨会”“中西陶瓷贸易与外销瓷艺术学术研讨会”等多场重要的陶瓷学术活动，邀请了海内外古陶瓷研究及其相关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参会。包括故宫博物院耿宝昌，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蔡枚芬、廖宝秀、余佩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教授、许晓东教授，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出川哲朗、小林仁研究员以及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等多次来深参会；尤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新园先生在学术上给予诸多支持，这些学者与相关展览，奠定了深圳博物馆在国际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广泛影响力。兹简要介绍深圳博物馆研究团队在两次古陶瓷会议的学术成果。2010年1月，深圳博物馆围绕“精彩·中国——公元12-13世纪彩瓷的辉煌展”，举办大规模的“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精彩——金元红绿彩瓷器中的神祇与世相》[9]，收录郭学雷《从红绿彩瓷器看金代宗教与社会生活》、扬之水《望野博物馆藏红绿彩人物塑像丛考》、刘涛《金元红绿彩寒山拾得像小识》等论文，具有高度学术水准（图三：1）。这是文博陶瓷考古学界首次利用民间重要收藏，展示并研究金元红绿彩陶瓷，具有开创性意义。郭学雷全面总结分析了金代红绿彩瓷器与世俗生活、宗教信仰、书法诗词、节庆习俗、儒学教育、戏曲杂剧、服饰风尚、花鸟人物绘画等诸多方面的联系，为研究红绿彩陶瓷的文化艺术价值做了全方位的学术考察。此后，深圳博物馆编《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图三：2），收录郭学雷《红绿彩瓷创烧年代再认识》与笔者《庄严的活泼：红绿彩塑像与近代佛教信仰探微》两篇论文，分别重点探究了红绿彩瓷的年代分期以及红绿彩佛教瓷塑类题材的文化特点，并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文物认知误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会议相关成果可参见笔者《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11]。此外，王晓春《浓妆淡笔两相宜——金代红绿彩瓷塑艺术管窥》[12]又从美学角度补充了红绿彩瓷塑方面的艺术考察。继金元红绿彩瓷展览及研究之后，在刘新园先生的学术指导和帮助下，深圳博物馆于2012年又推出了另一个重量级古陶瓷展览及研讨会，即“融汇释儒 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与“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精品展”。围绕展览举办“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图四），出版《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13]（图五）。图录中收录郭学雷《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考实：兼论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的影响》与笔者《南宋吉州窑装饰与禅宗关系考释：也谈青原山与永和镇的禅宗传播》两篇论文。前者详细考察了南宋吉州窑丰富的装饰纹样的文化内涵，指出吉州窑在以禅宗和儒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庐陵文化熏染下，具有浓郁的文人气韵和禅趣，加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世俗文化的浸染，使得吉州窑从各类工艺中获取创新灵感，成为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最富创造力和装饰题材最丰富的民间窑场；后者着重考察吉州窑生产地永和镇以及吉州本地的禅宗发展，并补充论述吉州窑与禅宗文化之关系。此书也成为研究吉州窑的必读著作，备受古陶瓷研究者赞誉。又编辑《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与吉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14]，其中郭学雷《元代吉州窑的新探索》全面探讨了原来面貌并不清晰的元代吉州窑，认为元代是吉州窑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并对其年代、装饰纹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丰富了对元代吉州窑的认知。另外，笔者《禅趣·文艺：吉州窑陶瓷与宋元佛教及诗词之关系补证》等论文，利用考古图像、传统文献、古代文学以及佛教历史与艺术多元材料，充分发挥了学科优势，对吉州窑与南宋禅宗及文学艺术之关系展开探讨，尤其是瓷枕与文人消夏及诗词关系的探讨，开拓了古陶瓷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视野，弥补了古陶瓷研究的不足，提升了宋金古陶瓷的审美与趣味。喻珊《试论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的流布》[15]，重点考察北宋、南宋以及元代三个吉州窑发展的重要时期的销售地域特点，对了解吉州窑地域分布与陶瓷贸易极有帮助。此外，为配合黑釉展览，郭学雷撰写论文《对中国古代黑釉瓷若干问题的探索》[16]（图六），对诸如黑釉瓷的早期历史、唐宋黑釉瓷的特点及成就、西夏黑釉瓷的工艺来源以及山西黑釉剔花瓷等诸多重要问题做了全新的考察。由此可见，通过这次吉州窑与黑釉展览，深圳博物馆取得了诸多影响古陶瓷研究的学术成果。佛教艺术是近年我馆致力开拓的又一领域，系列展览形成了深圳博物馆的一大特色，包括青州龙兴寺、曲阳修德寺、四川万佛寺、陕西法门寺、朝阳北塔等出土佛教文物以及西藏、青海藏传佛教文物等十余场佛教艺术展。围绕展览，开展了系列学术研究，如笔者《玉石梵像：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北朝隋唐佛教造像之考察》[17]，梳理了曲阳白石造像的一些重要历史与艺术问题。更多重要成果将陆续发表，诸多图录也将于近期出版。2017年4月，围绕“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举办了“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图七），邀请了国内最权威的汉藏佛教艺术研究者如清华大学尚刚教授、沈卫荣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浙江大学谢继胜教授等知名专家来深研讨，使学界获得诸多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新认识和新视野。出版学术含量丰富的《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图录（图八），其中收录的郭学雷《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一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图像学等相关材料，对明清宫廷生活中高足碗、杯具体的用途及使用细节等做了详细考察，为了解西藏博物馆与寺院中存世的大量高足杯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中古文明与中西文化交流是深圳博物馆学术研究较为关注的领域，同时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文博学术研究。2016年8月，深圳博物馆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协办“孝治天下：古代孝道文化与图像艺术学术研讨会”。有日本佛教大学汉学家黑田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以及深圳本地诸多文博学者参与。2017年8月，深圳博物馆联合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北朝文物考古与美术研究学术座谈会”（图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超研究员、李裕群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学者张庆捷教授、北京大学韦正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中山大学姚崇新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来深参会；深圳本土学者方面刘涛调研员、任志录研究员、郭学雷研究员等亦参与其中。今后，我馆将继续利用非国有博物馆或民间重要收藏资源，举办相关学术展览与研讨会，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与引导审美的责任。此外，关于博物馆展览策划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如王晓春《民国时期博物馆陈列之考察》《图像证史——以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艺术为例》[18]，以及蔡明《深圳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展”的创作思路与结构体系》[19]和《稽古维新——铜器在宋代的新生》[20]，都是从自身工作出发的颇具新颖观点的展览思考。三、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开展学术研究馆藏文物与临时展览文物研究是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工作的两个基本面。除此之外，研究人员根据各自的学术基础与条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辛勤耕耘，活跃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积极参与海内外重要的文博、艺术以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在诸多文博学术与交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中国陶瓷研究是深圳博物馆在全国文博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领域。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研究员是中国陶瓷研究的重要学者，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的学科素养与辛勤的学术耕耘，近年来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海内外古陶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此前，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明瓷聚真：山西民间藏瓷精粹》两本著作已为陶瓷学界所熟知。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古陶瓷研究方面，关于汝窑、钧窑、潮州窑以及元青花等诸多方面都有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郭学雷《保定元代窖藏主人及相关问题的探索》[21]（图十）一文通过细致的文献与文物材料推断，保定窖藏主人为元末重臣月鲁不花，并进一步推断保定窖藏瓷器及明初功臣墓出土元青花梅瓶、大罐等均属浮梁瓷局为元顺帝烧制的赐赉瓷，其观点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此后郭学雷参加故宫博物院国际汝窑学术研讨会（图十一），发表《汝窑研究两题》，阐述对汝窑器物用途等相关问题诸多新的发现。郭学雷又延续深圳2006年官钧学术研讨会的研究，发表《钧瓷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梳理了金代钧瓷起源与汝窑之关系，并认为钧瓷最早创烧于金世宗大定年间，世宗、章宗时期是金代钧瓷的鼎盛时期，首次详细阐明其于蒙古灭金后一度停烧，忽必烈时代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又趋于衰落的情况；而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官钧”其实都是典型明代永宣及成化年间产品，且多为宫廷花器，配套组合使用[22]（图七）。其后从窑址考古、图像以及文献资料等多元视角，首次系统地考证明代官钧瓷器作为菖蒲种植花器的历史与审美[23]（图十二）。在官钧瓷器的年代及用途问题上，深圳文博团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信今后将为古陶瓷学界所认可。其二，中西陶瓷贸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成果丰富。首先，宋元沉船陶瓷文物研究是一大热点，郭学雷受香港文物古迹办委托，从事香港大浦碗窑相关研究，最终形成《香港大埔碗窑再认识》报告[24]，为研究香港大浦碗窑与陶瓷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其次，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25]，推断该船或为隆庆开海之际的一艘沉船,对深入研究隆庆解除海禁之后的海外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认为该船首段航线为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环球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其对研究16世纪后半叶新航路开辟后的海洋贸易状况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近期刊发的《从新安沉船出水瓷器看元朝及日本镰仓时代茶文化的变迁》[26]，对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出水宋代建盏、吉州窑盏、赣州窑柳斗罐等茶器进行考察，认为这与元朝和日本镰仓时代茶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又通过对洪塘窑、丁香罐、“唐物茶入”及相关实物与文献的耙梳，解开了新安沉船中原本盛放丁香的容器，是如何演化为日本人趋之若鹜的茶道重器的谜底。图十 元青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十一 故宫钧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十二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图十三 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图十四《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图十五 黄阳兴《咒语·图像·法术密教与中晚唐文学研究》图十六 4月28日上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报告厅发表讲演，汪悦进教授主持图十七 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中华书画家》明清外销瓷艺术也是近年深圳博物馆在外销瓷贸易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郭学雷研究员编著首部中国纹章瓷收藏专辑《中西交融：彩华堂藏纹章瓷选粹》，并发表《中国纹章瓷概述——兼谈广彩的起源及早期面貌》一文，其中对康熙晚期至雍正时期即早期广彩瓷的发现与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成果，受到外销瓷艺术研究各方专家的高度评价。此外，郭学雷又结合意大利马约里卡釉陶展览，撰写《意大利陶瓷1000年：从中世纪到19世纪》，探讨了中国陶瓷贸易传播对意大利马约里卡陶瓷烧造及其艺术发展的影响。此外，深圳博物馆其他研究人员也就古陶瓷研究展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除红绿彩瓷与吉州窑陶瓷展览的相关研究外，尚有其他成果。如喻珊《略论宋金定瓷的流布》[27]，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相关材料，分析定窑陶瓷的分布与贸易情况，丰富和提升了对此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喻珊参与的《储物类瓷罐的古代窑址资料及相关问题初探》（Early Result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Ancient Kiln Sites Producing Ceramic Storage Jar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Vol.103, 2017，BEFEO）论文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图十三），文章通过对中国沿海地区生产储物大罐窑址的考察，比照沉船中从9世纪开始出现沿用的储物罐，发现罐子的功能和产地都在不停的变化，产地变化的背后则与每个时期海上贸易产品的集散地，即贸易港的转移密切相关。中国佛教艺术策展与研究是近年深圳博物馆形成学术特色的项目之一。因笔者先后就读复旦历史、古代文学专业，再入职博物馆从事文物保管、策展与研究工作，因此利用学科优势围绕文物艺术展览开展相关研究，先后撰写了多篇与文物、宗教与文学等交叉学科论文。所撰《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图十四），通过佛教艺术来研究探讨中唐文学险怪风格的变迁，独具特色，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如古典文学著名学者蒋寅教授对此高度评价。该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7期全文转载，并获得广东省2012-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笔者又利用多年文物工作经验与积累资料，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咒语·图像·法术：密教与中晚唐文学研究》（图十五），本书纳入深圳学派系列专著，并荣获深圳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年4月，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邀请参加“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汉藏融合——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塑与藏传佛教艺术管窥》的学术报告（图十六），首次对学界忽视的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大型瓷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并将其纳入汉藏佛教艺术领域，属元代宫廷佛教艺术代表。指出部分瓷塑无疑是由梵像提举司（或画局）提供稿样并交由浮梁磁局督烧的塑像，且多用于宫廷佛堂或是皇家寺院供养，其造像样式与装饰风格融合汉藏佛教艺术，又具有诸多创造性的发挥；其体量逐渐高大精美，得益于元代景德镇窑瓷石与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技术革命。同时，受哈佛大学艺术史与建筑系终身教授、洛克菲勒亚洲艺术讲席教授汪悦进邀请，笔者在燕京学社Vanserg Hall与部分学者分享研究心得，做了题为《咒语·图像·法术：关于密教与中晚唐文学创作的一些思考》的学术报告。深圳博物馆的诸多展览与研究也受到国际著名艺术史学者、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的肯定。书画艺术方面，笔者先后撰写《清代李宗瀚文学、书法及其收藏》（上、下），首次系统梳理考证了梁启超先生称赞的嘉道年间最重要的“考古学者”之一李宗瀚的诸多碑帖收藏；围绕金陵画派展览撰写《晚明秦淮名妓与清初遗民文化：樊圻、吴宏〈校书寇白门湄小影〉解读》一文，从一幅重要的女性画作题跋出发，考察秦淮名妓与清初遗民文化的诸多现象。又发表《横风疾雨之势 萧散简远之韵：王安石书法艺术管窥》，首次系统地通过书法文献、实物以及儒学观念梳理北宋著名改革家、文学家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影响。这些都发表于国务院参事室主管、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中华书画家》杂志上（图十七）。笔者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了作为传统文学与艺术研究学者，进入文物研究领域的创造性发挥，也开拓了文博学界与交叉学科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路。王晓春《17世纪金陵画家武丹及其绘画》[28]，首次系统地考察了金陵画派的重要成员武丹的绘画成就及其艺术影响，重要性不容忽视。蔡明作为第三作者参与《中华文明形成时期黄河流域生产工具的考古学研究》的写作[29]，此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小庆研究员领衔主持，对黄河流域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的生产工具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蔡明《陶寺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研究》[30]通过对自制石器加工不同对象的模拟实验结果的认识，再对陶寺遗址石器的微痕进行观察，进而判断石器的功能。这些研究虽然零散，但也可见我馆专业人员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开拓进取。四、总结收藏是博物馆立馆之本，研究与展览则是兴馆之魂，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博物馆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做好基础研究，才能办好高质量的文物艺术展览。综合十年来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文物研究历程与学术成果可知，面对文物藏品的相对薄弱，我馆积极引进高学历专业人才，充分发挥科研人员自身学科优势，通过文物保管与展览策划相结合，不断举办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文物经验的学术团队与策展人员，在逐渐形成先秦地域文明、书画艺术、佛教艺术、古陶瓷等展览体系的同时，也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在古陶瓷与中国佛教艺术研究及策展方面具有较广泛的影响。近期，我馆多部学术图录及论文集将相继出版，相信将丰富文博学界对深圳博物馆的研究认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国家出台诸多有利的改革措施，将博物馆发展提升到了国民素质教育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更高层面。今后深圳博物馆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文物学术研究，盘活用好文物资源，为学界奉献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观众策划更多高质量的文物艺术展览。[1]《深圳文博论丛》2011年刊。[2]《文博》2012年第2期。[3]《考古》2013年第6期。[4]《文博》2010年第4期。[5]《收藏家》2010年6月。[6]《中华书画家》2014年12月。[7]《文物世界》2015年4期。[8]《客家文博》2013年第1期。[9]文物出版社，2010年。[10]文物出版社，2011年。[11]《文物》2010年第8期。[12]《荣宝斋》2015年8月。[13]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14]文物出版社2018年，即将刊印。[15]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吉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260-281页。[16]深圳博物馆等编：《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文物出版社，2012年。[17]《荣宝斋》2015年第4期。[18]《荣宝斋》2016年第10期。[19]《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4期。[20]《大众考古》2017年第10期。[21]上海博物馆编：《幽蓝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2]刊于《故宫博物院八十八华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7年。[23]《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14年总第380期。[24]刊于广东省博物馆编《海上瓷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25]《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26]收录于韩国国立博物馆编：《新安海底文化财调查报告丛书3——黑釉瓷》2018年版。[27]《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4年。[28]《中华书画家》2016年5月。[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30]《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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