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艺术史家对于语词的使用需要有其明确的限度和侧重点。巴克森德尔为此提出了"视觉性"这一体现"视觉艺术独特性质"的重要概念，认为"艺术史家的独特才能之一便是找到那些表述形状、色彩特性的语词，并且将其组织起来"。同时，由于艺术史家运用语词要做的事情是对图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予以说明，因此，语词更应该是"实指性的""指示性的"，而不只是"描述性的"。对此，他用"通过类比或隐喻表示某种视觉特征""根据创作艺术品的行动或媒介来描述艺术品""通过描述观者的行为或对艺术品的反应来描述艺术品"这三种"具有丰富多样的间接性和隐喻性"的指示性语词类别或模式予以概括。再结合关于"语词的语词"与"形状的语词"的区别，巴克森德尔给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他说:"最卓越的艺术批评家有其自身特点，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语词对绘画的描述问题:可以说，他们积极地接受艺术批评语言的实指性和间接性特征，以及使其描述摆脱线性方式语言的影响。"[10]

最后，巴克森德尔这一理论设想及其艺术史书写实践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仅就"语-图"关系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无疑反映了新一代艺术史学者试图弥合语言与图像之间裂缝的自觉意识和理论野心。而这种自觉意识和理论野心又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进入所谓后现代语境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认知范式出现转向的一种必然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的感受性主要是话语性的，它使得语词与图像、意识与非意识、意义与非意义、理性与非理性、自我与本能等一系列关系中的前者具有凌驾于后者之上的特权。与此相反，后现代的感受性则是图像性的，它使得视觉感受性优于刻板的语词感受性，使图像优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②后现代理论大师利奥塔在其《话语，图形》一书中所做的主要工作便是"试图把意象、形式和图像从理性主义和文本主义话语理论的批判和贬抑下解救出来"[18](P.174)。可以说，"语-图"关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与图像的重要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越来越得到彰显息息相关。

巴克森德尔立足于艺术史研究领域对此所做的思考，既深刻影响了新艺术史的发展，又不局限于此。尤其是他统摄于"时代之眼"概念之下对"历史情境"的强调、对视觉艺术"视觉性"的思考，客观上开启了视觉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包括语词与图像关系在内的各种艺术史问题开始真正进入一种"语境化"的研究阶段。关于这一点，无论是T.J.克拉克的新艺术社会史研究，还是阿尔珀斯的跨学科艺术史研究，都可与之相互参照。尽管与后来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所理解的"视觉性"仍有所不同，但巴克森德尔在论证语词如何对图像加以"历史说明"的过程中，对视觉经验和能力建构性的理解，对作为特定主体的艺术家、观众、艺术史家如何观看图像的强调，都预示了"视觉性"作为视觉研究的核心意义所在。如汤克兵所言:"一个人整理视觉经验的部分能力是可变的，这些可变能力是与文化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影响他的经验的社会所决定的。在这些变项中，有他用以划分视觉刺激的范畴，补全直觉视觉的知识以及观看艺术品的态度。"[19]由此可见，巴克森德尔被一些学者看作是视觉文化研究兴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先驱人物并不是偶然的。

回到本文的核心议题，仅就"语一图"关系而言，巴克森德尔的讨论不仅"客观上对文字主因的文化范式与研究思路提出了质疑"，在艺术史领域内"意识到语词的不及物性，以及语言的分类对经验的简单处理，很可能影响和限制对图像再现的描述或说明"，而且他对于弥合"语言与图像之间缝隙的可能与不可能"的细致讨论，也"预示了布列逊和米歇尔后来试图对粘合语词与图像缝隙的思考"。[9]这正是我们立足于新艺术史维度考察"语-图"关系需要继续关注的对象。

三、作为符号学事实的图像:从布列逊到米歇尔

在从其他学科转入艺术史领域的学者中，布列逊所引发的争议无疑是巨大的。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他的一系列研究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强烈和不同的反响，包括傲慢的轻蔑、实在的困惑和可笑的误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艺术史清静无为的理论倾向提出了挑战。[20]这种挑战与艺术史学科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在语词与图像问题上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有关。与巴克森德尔立足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审慎反思这一问题不同，布列逊代表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接受不同专业训练的"外来户"。当他借助符号学大展拳脚，并以贡布里希等传统艺术史家作为重点批评对象阐发自己的学术观念时，一方面自然会带来艺术史学内部所缺乏的新气象，但另一方面，因缺乏系统的艺术史学训练而遭到诟病甚至抨击。[21]布列逊不仅成功地将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研究之中，而且在弥合语词与图像的缝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观点。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0709/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