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米歇尔"图像科学三部曲"(《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画理论》和《图像何求?》)的基础性议题之一。如其所言，语词与形象的辩证关系是符号构架中的"常数"，文化就是围绕这个架构编织起来的。而文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图像与语言符号争夺主导位置的漫长斗争的历史。[27](P.50)在米歇尔看来，对图像的理解既无法彻底摆脱语言，又需要在更开阔的问题域中展开。对此，他一方面极大地拓展着图像科学的疆界，另一方面则将图像与形象概念予以区分，并将后者作为自己展开讨论的着力点所在。就图像科学而言，米歇尔指出，"语言本身充斥着隐喻、符号和言语图画。全部图像远大于视觉艺术，它所囊括的主要领域就是我所说的观看世界，尤其是观看他人，也就是幻象、梦境和'视觉文化'的世界。因此，我把图像科学看作是这样一个领域:它不仅涉及言语图像、语言图像、画面图像，而且牵涉到镜像、映像、影像、自然界的整个视觉现象，以及记忆、幻象和认知行为本身这种在别处产生图像的中间领域"[28]。

就图像与形象而言，"图像是以某种特殊支撑或在某个特殊地方出现的形象"，因此前者是具体可感的物质性存在，而后者则是经由意识而产生的"高度抽象的、用一个词就可以唤起的极简实体"[29](P.xii)。米歇尔据此区分了形象谱系的五个分支，即图像、视觉、感知、精神和词语。其中图像所包含的图画、雕塑和建筑形象归属于艺术史，词语所包含的隐喻和描写则归属于文学批评。[27](PP.6~7)由此可见，形象这一概念本身就涵盖了语词与图像等多个维度的元素。可以说这是米歇尔试图弥合"语-图"缝隙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米歇尔通过形象谱系的分类，不仅将作为形象物质载体的媒介的重要性呈现出来，并由此展开了对"视觉媒介"概念的批判。他强调指出，并不"存在一种排外的、纯粹的视觉媒介"，应该假定所有的媒介都是"混合媒介"，它要求我们"关注构成一个媒介的符码、材料、技术、感官实践、符号-功能、生产与消费的体制条件"[27](PP.382~383)等诸多因素。这意味着从媒介角度出发，语词与图像同样具有某种共生性。

尽管米歇尔视觉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希望图像寻找到属于自身的理论范式，但从形象概念入手，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共生性可以说始终是理解米歇尔语图观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在其提出的"图像转向"和"元图像"概念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图像转向"的问题。如其所言，"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表征的复制或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30](P.17)。在这里，米歇尔虽然强调图像及其观看对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的要求有别于"文本性的模式"，但这一转向所包含的形象问题同时包含视觉形象和词语隐喻。[29](P.xi)

至于"元图像"，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形象，它一方面体现了米歇尔试图改变图像的意义阐释依附于语言模式的局面，即"在过去，图像总是附属于语言的，图像的意义是按照语言模式呈现的，可以说图像总是被呈现为语言性的事实"[31];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脱离"论述形象的话语"而独立存在，作为"视觉上、想象上或物质上得以实现的超形象的形式"，它本身就将词语的、话语的隐喻包含在内。[29](PP.xiv~xv)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米歇尔对于语词与图像问题已经开始摆脱二元对立的差异性模式，并在形象概念之下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回到米歇尔在《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中的讨论主题，重要的不是发现二者之间的缝隙和裂痕，而是在形象概念的统摄之下，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态和权力结构等问题。

通过对新艺术史发展脉络中三位具有承上启下意味的代表性学者的考察，不难理解，语词与图像之间的隔阂或曰缝隙，已经成为新一代艺术史家必须面对并作出回应的基础性问题之一。从其发展脉络看，所谓"新艺术史"无疑是一个难以清晰描述的集合体，源自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学科领域或学术思潮的理论影响，使得这一称谓之下的艺术史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但这并不妨碍"语-图"关系成为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以上三位学者的相关讨论也充分说明，从这一问题出发可以生发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模型或思考路径，它们对于当前国内的文学图像学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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