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6年，在一次斗殴中，卡拉瓦乔因为杀死了一位年轻人被悬赏捉拿，他只好逃离罗马。1608年，在马耳他，1609年在那不勒斯，卡拉瓦乔总是与别人冲突不断。1610年，卡拉瓦乔乘船北上，准备接受来自罗马的宽恕，但是由于不明原因死在了路上。即使是在亡命途中，卡拉瓦乔还是创作了大量精彩的作品。尽管有些不甚光彩，卡拉瓦乔生前的确非常著名，但是死后很快就被遗忘了，直到20世纪人们才重新发现他艺术的魅力。事实上，鲁本斯、里维拉（Jusepe de Ribera）、贝尼尼（Bernini）以及伦勃朗（Rembrandt）的艺术中，都能找到卡拉瓦乔的影子。

利玛窦虽非职业艺术家，但是他也擅长绘画，不难想见，当他在国内学习时，一定对当时的意大利艺术有所了解。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他带来中国的圣像作品到底出自何人之手，但是一定是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

四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版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用雕刻的方法在金属工艺品上进行装饰是金工的基本技能之一。将图案印在纸上的想法大约始于工匠们希望将售出的工艺品上的设计记录下来的动机。15世纪30年代，在德国逐渐发展出了在铜板上雕刻具有艺术性的图案，然后再翻印到纸张上的铜雕版画（engraving）。到15世纪的50和60年代，开始有艺术家介入铜雕版画的创作，但是绝大多数雕版师都是金工出身。从其诞生直到19世纪30年代，连同木刻和蚀刻版画（etching）被统称为早期版画（old master prints）。

铜雕版画在被北欧人发明出来以后，很快就被意大利人所接受。最早传到佛罗伦萨大约是在15世纪40年代，乔治·瓦萨里宣称是他的同乡，佛罗伦萨金工玛索·菲尼古埃拉（Maso Finiguerra）发明了这种技法。当然，我们今天知道瓦萨里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铜雕版画的第一个伟大时期是在大约1470年到1530年间，在德国出现了像马丁·盛高厄（Martin Schongauer）、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卢卡斯·凡·莱登（Lucas van Leiden）这样的大师。版画由于其复数性和便于携带，成为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艺术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利玛窦到中国后，一直不断要求教会给他寄来欧洲、特别是描绘古罗马建筑的版画，如万神殿、凯旋门和竞技场等，馈赠给中国人做礼物，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直观地了解意大利和欧洲的建筑和文化的窗口。

利玛窦对自己带来的西方绘画颇为自信。他认为，尽管中国人在天赋上一点不逊于其他任何民族，但是在艺术上却是非常原始的，其原因是缺少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不是很成功，他们的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是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明显的缺点。”[10]

晚明时期，中国文人开放的学术心态使他们很坦然地面对西方艺术，对西洋画的写实技法赞叹不已。姜绍书在《无声诗史》卷七“西域画”一节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11]然而，中国的文人画家们却并没有接受西洋画法。晚明最有影响的书画家张瑞图、董其昌都与利玛窦有过交往，想必也见过那些西洋绘画，但是对他们的创作却丝毫没有影响。倒是曾鯨（1568-1650）在肖像画上参照了西法，其作“如镜取影，俨然如生”，从者甚众，形成了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波臣派”。

为了宗教传播的便利，意大利耶稣会士乔万尼·尼科洛在澳门率先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1592年后，又在日本的长崎和有马两地开办了两所绘画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和日本的圣像画家。尼科洛在日本训练出来的画家倪雅谷（Jacques Neva），就是一位有着中国血统的日本人。1601年，他来到澳门，并被派遣到中国传教团工作，他画的一幅圣母子图被作为礼物呈献给中国皇帝。1604年，他还在北京为教堂的主祭坛创作了一幅圣路加圣母像[12]。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最早从事油画创作的艺术家是协助利玛窦传教的游文辉，而他绘制的《利玛窦像》也就成了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所创作的油画肖像[13]。该画完成于利玛窦去世之前，至今仍保存在罗马的耶稣会堂。游文辉和另一位画家石宏基都是由澳门耶稣会的艺术中心三八寺培养出来的华裔传教士画家，可惜的是，石宏基没有作品保存下来。到了清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文人画的立场出发，再加上禁教运动，对西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清代学者张庚在他的《国朝画征录》中认为，西洋画的透视、明暗、晕染等技法都不属于“雅赏”的范畴，为“好古者所不取”。类似的评论不胜枚举。#美术学#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0728/466.html